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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唐旭二三事

时间:2018-01-09 文章来源: 作者:侯合心 打印 字号:

  
  1993年5月,我以重庆市证券委成员和人民银行金融行政管理处负责人的身份,受委派到北京来联系重庆市企业推荐上市的相关工作,就在这一时期,我因工作而频繁地到北京出差,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要考刘鸿儒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的想法告诉了我的老同学唐旭,同时向唐旭大致讲述了一下我为什么想考博士研究生离开重庆的心理原因。
  “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听说你在重庆金融界还小有名气。”唐旭听了我关于考博士研究生的打算后对我说。
  “那只是表面现象,但不应该是我的志向所在。”
  “你可以报名,但必须考过北京市规定的分数线,至于要上刘鸿儒老师的研究生,我只能努力帮你跟刘行长联系。”
  唐旭如此说,显然是有意识地回避关于要离开重庆的原因讨论。其实,这时候,我也许是不了解唐旭的,总觉得他这样回答一个老同学,多少有些冷冰冰不近情理。
  因为在当时考博士研究生,尤其是考刘鸿儒老师的博士研究生,除了基本成绩外,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单位的工作经验和具有一定科研成果。而以我当时的情况,不仅在重庆金融界小有名气,而且在《金融研究》和其它一些杂志上也发表过理论文章,应该大体上是符合刘鸿儒老师对应考生的条件要求。关于唐旭为什么要那样冷冰冰地对待我这样一个老同学,在后来与唐旭的交往不断加深过程中才渐渐体会到个中原因。唐旭就是那样一种人,以他的做人风,对于像我说到要他给帮忙的事,他可以努力提供帮助,但绝不轻易作任何承诺。
  为了背水一战,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生,1994年初,毅然我辞去了重庆人民银行金融行政管理处负责人职务,只身去了已经步入萧条的海口。在那里,一边准备复习考试,一边开始反省自己在重庆市近五年的工作和生活。
  1994年5月,我在焦虑中接到了五道口的《博士研究生考试通知书》,然后根据时间要求赴北京参加当年的考试。三天考试时间我住在研究生部的旁边的宾馆里面,唐旭没有来见我,我呢也知趣地没有去见唐旭,我相信,以唐旭的个性,在这种时候他是要努力避嫌的。考完试后我就飞回了海口,开始了那里的焦急 等待。7月初,终于在焦急之中拿到五道口发出来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旭也没有给我打一次电话,我相信唐旭在努力地帮我,但他又不想让这种帮助成为一种依赖,或者成为瓜田李下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社会生存环境下,因为住房、因为人事档案等外在限制,一个人想要以一种体面而且低成本的方式获得重新选择的机会,那是非常困难的。我深知此次负笈北上机会之获得,自然是有唐旭的关照和帮助成分的,但没有想到的是,唐旭的这种关照和帮助,在以后我在五道口的三年上学过程中,升华成为他对我这个老同学的宽厚和眷顾。
  而这里所说的宽厚与眷顾,基本可以用以下几个事例得到印证:

  一件事是关于我的学位论文写作和定稿的事。
  1996年上半年,五道口的学习进入了二年级第二学期,课程学分早已休满了,接着就到了该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了。三月份从重庆回到学校后,我试着初拟了一个写作提纲,交给了刘鸿儒老师。那时候,刘老师还在证监会主席任上,工作也很忙,刘老师拿到提纲后,没有时间细看,要我先将写作大纲交给副导师虞关涛老师看一下,于是我将写作大纲送到京广大厦北面的呼家楼附近的虞关涛老师家里,按照常规,虞关涛老师直接就问我:
   “刘行长对这个论文写作大纲是什么意见?我如实说:是刘老师让我交给他看的,听完我说的话,虞关涛老师直接就对我说他没有意见。
  我以电话方式将虞关涛老师的话如实转呈给了刘老师,刘老师说:“那你就这样先写吧”。当我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将论文写成一个约八万字左右的初稿,交给刘老师的时候,刘老师的话让我整个人凉了半截。
  “侯合心,书读得太少了吧。”刘老师粗略地看了看我的毕业论文稿件后,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无法对刘老师的带有批评语气的话做出任何反应,我相信刘老师的话是指我经济学方面的书看得太少了,但无论如何,刘老师的这句话,对我这个学生、一个正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成年人来说,应该算是极重的了。
  回到宿舍后,我第一次反复自问:我什么时候系统地读过几本经济学原著了?自我检视和回顾,让我开始反省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开始有一种被刘老师一语点中的恐惧。是啊,大学四年、硕士研究生三年,乃至博士一年半的上课,即使读了一些经济学的书,也不过是应付专业课考试而已。
    虽然当时听到刘老师的话,内心多少有些不舒服,但是回到寝室细想之后,不得不承认刘老师直陈我的弱点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毕竟,自己的经济学著作阅读量与一个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要求相比,或许真是不够的。当时的我,确实也是受到刘老师这一次严厉批评的鞭策才开始认真确定了一个专业读书计划,决定忙完论文后,按照这个读书计划系统地阅读经济学原著,所以也才有后来毕业工作后,发疯似地阅读古典经济学著作,从托马斯•孟开始,沿着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轨迹,把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巴斯蒂特•萨伊、马尔萨斯等人的著作全看了个遍。
  看完这些书,深深体会到刘老师基于师道严厉,批评得一点都没有错。至于为什么要从古典经济学原著看起,我相信,即使是后来集经济学大成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没有超出于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基本经济学概念和逻辑范畴。就是开创和建立货币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即使是革了古典经济学的“命”,但在我看来,其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也并不是在微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伦理上,而是在经济学的政治伦理原则问题上。
  我不知道刘鸿儒老师除了对我以外,是不是也对其他不努力阅读专业著作的学生说很重的话,但现在回想起来,这符合他这样一个学者大家的个性(虽然他当时还是政府官员)。在一个文凭快要被铜臭淹没的年代里,刘老师应该算是还在坚持着要维护文化知识质量和尊严的不多的几个大家之一了。后来,我从唐旭在对待一些官员要来五道口上研究生的态度上,也体会到了刘老师的这种宁缺勿滥的治学品格完全被唐旭继承了下来。
  关于唐旭继承刘鸿儒老师治学品格这一点,也有一件事较为典型。记得还是我在校期间,南方一家银行的地市级分行副行长,是从政府官员转来银行工作的,到五道口跟着研究生听过很多次课,因为年纪都比较大,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混得比较熟了,也许他也知道我和唐旭之间的关系,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可否以在五道口听课为由,能够让唐主任给发个什么文凭。我知道,对于从政府转到银行来工作的人,如果有一个金融方面的文凭,对今后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更何况是总行研究生部的文凭。
  碍于面子,加之彼此也还相处甚好,我答应帮着问问。当然,我也忠实于我对别人的承诺,于是找到了唐旭,可唐旭很简单地就回绝了。
  “老侯,我这里只有国家正式文凭,要么硕士,要么博士,没有其它文凭可发,可以发的这两个文凭是必须要按程序来的,这个你知道。”
  唐旭如是说,自然我也就没有理由再说什么。
  排除那位相托之人与我之间的个人良好关系不说,仅仅单就文凭一事来说,其实,我也是个对那些简历中根本就没有国民脱产教育经历,但却是“既赚了官位,又捞了文凭”的知识投机者乃至类群,持非常反感和鄙夷态度的人。
  刘老师严厉地说了我的那天晚上,其实还是很难过的,但不管心里怎样不舒服,既然老师说了,事情的严重性自然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不能不认真对待。整整一个晚上,脑子乱得一锅粥似的,甚至都不知该怎么办了,那么短的时间就要毕业答辩,重新大量阅读经济学著作,时间上几乎是不允许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换题目,可怎么换?脑子一遍空白,临睡前,终于想到了一招:去找唐旭。
  唐旭也是刘鸿儒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只是比我高两届,所以,也算是师兄,他头一年刚刚通过论文答辩,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答辩通过后,唐旭还把他的学位论文给了我一本。
  第二天一早我去唐旭办公室,对他说了关于我的论文遭遇困境的事。
  “唐旭,我现在脑子就是一锅粥,换什么题目,我昨晚想了一晚上都没有想出来”。
  “老侯,先想想这些年你都干了什么工作吧”,唐旭说。
  “银行、证券、金融监管啊?”我说。
  “那不就对了吗,写与你干过的工作相关联的题目,这样写起来会有实感一些,也容易见成效。”
  经唐旭这样一通点拨,自己似乎豁然透亮了,真有点大梦初醒的味道。禁不住在心里想:对啊,自己过去的知识爱好明明就不在经济学上,如何能在没有很深的专业阅读基础上去写好一篇理论性很强的博士论文呢,所以,写不好,被刘老师重责,活该!
   “我给你定个题目:‘我国资金问题与融资结构研究’,具体题目怎么定,你再想一下,但围绕这个中心来写”。 唐旭接着又说。
  对我来说,唐旭代为拟定的题目的确具有很强针对性。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从头开始大量阅读经济学专业著作了,即使打算要这样做,那也是以后的事了。而“融资结构”这样的题目,本身就是讨论既定经济体制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所具有的金融效率以及金融效率直接关联的宏观经济效率,一个传统银行业、一个现代金融市场,正好是自己过去工作的领域。
  后来,根据唐旭的提示,把学位论文题目定为《直接融资发展与我国经济现实问题研究》。紧接着,大约利用两个月时间,每天除了锻炼时间,几乎只睡四个小时,然后,夜以继日地看完了詹姆斯•托宾、莫利迪安尼、马柯•维兹、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一些经济、金融学家的理论著作,同时搜集分析了现成的国内金融业结构性统计文献,终于在规定答辩时间到来之前将论文写成。
  1997年,论文正式答辩前的一个月,我再一次将论文交到了刘老师手里。几天后,刘老师来学校讲课,让我去他的课间休息室。
  这次见到刘老师,他的表情已不再像第一次那么严肃得吓人。
  “给虞关涛老师看一下,让他给你看看英文摘要,虞老师可是英语专家哟,如果他看了论文后认为没有问题,就这样定稿。”
听到刘老师如此轻松的语气,一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算落到了底。

  另一件事应该属于唐旭对我这个老同学的纯粹眷顾了。
  1996年冬天,加拿大蒙特利尔McGill University给了研究生部一个四十五天时间的全资助学习访问名额,唐旭把这个名额给了我。
  至今还记得那天接到通知让我去唐旭办公室的情景。
  “老侯,给你一次练习英语的机会”。我一进门唐旭就对我说。
  我自己知道,以我这样的靠着在大学从ABC开始的英文学习经历,阅读、笔写还勉强可以,听力和口语是无论如何都难以药救了。我一看他给我的日程表,除了一次到多伦多Royal Bank作银行业务拜访,和一次到渥太华加拿大中央银行参观外,大多在蒙特利尔的McGill University做功课。
  四十五天时间对练好口语、听力实在是太短了的一件事,但是在McGill University期间,我正好利用了他们丰富和开放的图书资料,查阅了加拿大和OECD国家的企业融资结构资料。回国后在论文答辩前,对论文的实证部分相应补充了国际比较内容,论文也就显得更加丰富了。
  也是过了很久,才品味到了唐旭所谓:“给你一个练英语机会”这一说法的良苦用心。他不会不知道学习一门语言的规律,对于我这个年纪已越过语言学习适应期的人来说,四十五天时间显然太短,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真的对口语和听力有显著改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完全是唐旭的个性决定:不明恩怨、不露忧喜。他这样说,无非是想淡化他对我这个同学的特殊眷顾之情,想以一种“拒绝感恩”的方式告诉我这件事。
  1997年的4月,我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接着就是找工作了。先报了人民银行总行,准备考公务员,然后到金融研究所去。有一天我跟唐旭说到这事,唐旭表达了他的想法,他觉得我去人民银行的话,可能在家属调动来京的问题上,效果会慢得多。
  “要不,直接去专业银行?那样会快一些把家属调过来。”
  “可以啊?去哪家行好啊”。我说。
  “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单位能一举把夫人调动和房子问题全解决了。” 唐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后来中国投资银行来学校挑选学生,唐旭竭力推荐了我,并向对方说,因为我年纪较大,而且是有职务来上的学,可能在家属调动和住房问题上需要解决的迫切性会高一些。谁知当时的中国投资银行行长对唐旭提到的问题,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
  在去中国投资银行正式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由于新生要入学,我得搬出博士研究生宿舍,投资银行临时安排我住在离上班很远的一个宿舍楼的地下室集体宿舍。唐旭知道,像我这样在重庆生活优越惯了的人,加上年纪一大把,会住不惯。
  “住我那里吧,我楼下正好有一个一室一厅,是单位补面积时给的,没有人住”。唐旭对我说。
  “好吧,你不会管住还管我吃吧?我可是个怕被管的人哟。”我还是用调侃的说话习惯回答唐旭的关心。
  “呵呵,谁敢管你老侯。”
  以后,唐旭如我们双方之约,从来不来管我,也不叫我,一直到我搬走。这可能是因为唐旭太了解我了,知道我是个散漫自由惯了的人,不善被任何东西所约束。
  

 (本文节选自1994级博士校友侯合心:《洒落的心语》-“唐旭,天堂很安静”,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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