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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我院博士生导师吴念鲁谈“后危机时期我国金融对策的思考”

时间:2013-01-30 字号:
 


著名经济学家、我院博士生导师吴念鲁


        (根据第四届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演讲录音整理)


21世纪头十年,美国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是2001年“9·11”事件,这使得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受到巨大冲击;二是2008年“9·15”事件,雷曼兄弟投行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有的人认为从2009年起,也有人认为从2010年起,全球进入了后危机时期。也称“非常态”时期,也就是说,全球经济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一般常态。


一、后危机时期的主要特征


总结起来,后危机时期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复苏将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痛苦的过程


为什么说是长期的呢?这是因为,很多规律被打乱了,而且复苏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比如,2011年出现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在实施,还得经受如何“退出”的考验。直到今天,全球经济状况仍没有完全恢复、完全扭转。中国过去所经历的高速增长时期,现在也已经成为过去。尽管中国还将迎来一个新的增长时期,但增长速度无疑将放缓。


(二)全球经济体采取新的经济金融政策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发展由市场自我调节、自由发展,不用去干预。新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两个主张,一是私有化,二是推行民主。今天,没有时间评论,到底推行什么样的民主,搞什么样的私有化。看来完全让市场自我调节,结果是失败的。很多人,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内,都承认完全按照市场去发展肯定是不行的。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可以通过竞争或价格实现自我调节。但是由于垄断的产生,市场被扭曲,价格被扭曲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政府干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要修正新自由主义不干预经济的政策,采取较低的金融杠杆和更多的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政策,具体表现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严格的监管,很高的银行资本金要求,以及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等等。


(三)经济领域出现新动向新调整


危机开启了新一轮并购和财富争夺战,国际跨国公司出现重新组合,进一步引发了新一轮并购重组与财富争夺。表现在生产与消费、供应与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制造业、商业领域突出显现,谁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谁就占领市场、引领市场,并出现生产服务外包向内包回流的案例,随着网购的崛起,企业家重新思考,企业如何重新定位,“谁是新的消费者”、如何“重新设计消费模式”、如何“优化商业模式与构建新的营销模式”等等,用以促进和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四)全球经济格局正面临“再集团化”的趋势


欧美经济潜力在减弱,尤其是欧盟很难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美国经济实力虽有所削弱,但他仍居最重要的位置;近来,美欧、日欧开启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被人们密切关注。中国与印度等“金砖五国”新兴市场为一方的经济体将重构世界经济新格局,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力量。为此,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区的组合有所改变和调整,新的集团组合将会出现。全球主要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在这变化调整、破旧立新的时代,人们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是必须的。国际社会需要通过重新思考来形成新共识。西方试图以新的经济格局确保集团的自身利益和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问题。


二、我国在后危机时期的金融对策


在后危机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当中应该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金融新秩序而努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将继续做出新贡献。但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中要有相应的话语权,尤其是要拥有参与游戏规则制订的权利。中国尊重世界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其他国家也应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观察近两年来的形势,我们发现,世界经济、金融的失衡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自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立足在自主发展的前提下,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沉着应对,深入研究金融危机的规律,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对此,我提出几条对策供大家思考。


(一)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解决国际失衡问题


为什么全球失衡没有解决?追溯历史,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进入了牙买加体系。所谓牙买加体系,实际上就是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为美元无限度发行开了方便之门。因此,从总体上讲,世界的流动性应该是泛滥的。但由于经济周期的缘故,有时候紧,有时候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利用自己的特权,大量地输出美元,平衡经常账户的逆差。


这种现象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必需出现。对此,我提出五条措施:一是要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公平公正有序的国际货币体系,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公正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应该调整,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和话语权。三是加强国际资金流动与交易的监管。四是控制资产证券化的杠杆倍数,加快统一全球会计准则和信用评估准则。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全球会计准则不统一的话,整个监管就是不平等的。比如,一个德国企业用德国的会计方法来测算的话,它可能是盈利的,但是,如果用美国的会计方法来测算的话,它可能是亏损的。应该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加强二十国集团的作用,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状态。


(二)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改革的发展来看,应该让市场来决定,让市场来解决问题。但是,我认为,我国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要妥善处理好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当然更多地要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然而,由于市场主体是分散的,它的信息也很分散,微观主体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汇聚到宏观层面,有可能它不符合整体发展方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中其实发挥的作用更大。财政绕过市场,直接分配资金。所以,应该充分重视财政的作用。同时,中国应该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密切跟踪和调控好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融资总量的波动性太大,如果把它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话,可能会有误导。因此,要进一步研究货币政策的时滞,必须把握好货币政策的节奏,避免货币政策成为经济波动的原因。


(三)妥善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美国强大?因为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非常强大。现在美国是一个经济大国、经济强国和资本大国、资本强国。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正迈向经济强国,最终目标是资本大国和资本强国。现在,我们的虚拟经济还差得远。虚拟经济是什么?首先,虚拟经济要有完善的、成熟的信用体系。其次,就是要有发达的资产证券化。这两者结合,才能够形成虚拟经济。比如,喝啤酒要有点儿泡沫,有点儿泡沫味道才好。所以,它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啤酒泡沫太多、太大,泡沫就会破裂、流出。它对经济就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反作用。我们应该正确评价虚拟经济作用,同时必需深刻认识资本市场对经济强国的促进作用,要变成资本大国、资本强国,没有资本市场,无从谈起。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金融资产的扩张是推动国民经济重要发展的一环,不能低估虚拟资本和财富效应的作用,以及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作用和合理配置资金资源的作用。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如果我们不发展资本市场,我国的资产定价权、溢价权永远不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财富将轻易地被外资侵占。我讲一个例子,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叫“活力28”的洗衣粉,但是这个公司以80万人民币将其卖给了洋品牌,结果外资把这个品牌冻结了。如果有资本市场的话,那绝对不止80万元。2005年,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市值不如一个微软,2007年,股指到6000点时市值达到40万亿元,为当时GDP的120%。2012年底,我们的市值还有18万亿元。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带领人行五道口学生调研有关建立和开放金融市场的问题。资本市场要发展下去,它虽然不完善,但是一步步发展,必然会逐步完善起来。


(四)要打造一批现代化的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经济金融健康的微观基础,在于微观主体的质量。只有企业质量不断提高,才能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才能够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为此,必须推进国有民营资本向有实力的大公司、大企业整合集中,形成80到100家规模强大、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和知名品牌的现代化、国际化的跨国企业。我们“走出去”可以借鉴原来“引进来”的一些办法,比如,通过投资、并购、相互参股、经销代理、建设开发区,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使生产销售本土化,逐步缩小与“引进来”的差距,增加对外投资的总量,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益,完善内外联动,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盈。


20世纪90年代,我在卢森堡工作了很多年。那时正好是欧元要启动的时候。当时,美国很反对。因为欧元发展起来了,要和美元抗衡。但是,等到欧元发展起来了,美国态度也变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最大的投资都在欧洲,欧元的好处使美国同样能够分享。因此,我们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如果能够适当地考虑相互持股,投资并购一些企业,就可以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制衡的力量今后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


(五)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从西方国家来看,货币完全可兑换在经常账户开放之后15到20年后可实现。我国1996年就开放经常账户,按照这个算法,到2016年就20年了。届时,参照国际经验,人民币可以考虑开放资本账户,另外,中央希望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全球交易、结算、定价中心。如果届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话,上海就不可能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因此,人民币可兑换最迟应在2020年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以供给方为主导,主要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政府行为,可兑换的货币并不一定能充当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主要是由非居民对该国货币需求偏好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尚需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纳。因此,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


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一般来讲,利率市场化应先于汇率市场化。现在,银行利率基本上都放开了,但是,存款利率没有放开,只可以上浮10%。人民银行宏观调控主要靠什么?主要的工具之一,仍然要靠存贷款基准利率。如果马上完全放开利率的话,我倒有点儿担心,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上海的shibor利率或国债回购利率能否成为基准利率,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六)控制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


小平同志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们讲金融业的安全是现代经济安全的核心。现在,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一种不安全因素存在。因此,我认为金融安全应该立法,应该作出一个金融安全的紧急预案,凡重大的国有资产、民营资产的变化要通过人大听证,通过法定程序。前几年,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轻易地否定我国中海油用185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石油公司10%的股权。前几年,美国的百事可乐收购法国的达能集团,结果法国政府以特殊的政令加以否决。


此外,怎么利用外资,怎么吸引海外战略投资者,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全面反思。在引进外资时,要防止利益冲突。有一家大型银行,它吸引外资银行做战略投资者,外资银行的股份比例占20%。这家外资银行自身在我国有上百个网点,而且它还曾计划要开几百家村镇银行。如果这个大型银行赚一块钱,那么,这家外资银行将赚2毛钱。但是,该外资银行在我国的机构如果赚1块钱,就真正赚1块钱。因此,这里是有利益冲突的。比如,外资银行可能把这家大型银行的大客户转移到它那里去。对于各地区农村基层银行,比如,村镇银行它是我国最基层的金融机构,它从一个侧面汇集了地方基层的重要信息。我们是否允许外资银行独资成立?我认为非常应该谨慎,这涉及到如何维护我国地方基层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信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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